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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有企業搞真正的董事會建設，是一項改革意義遠大于改革本身的大事。就現時期國家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來說，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獨資企業（公司）推行董事會建設，其改革所向，不僅是對現行國資管理體制的挑戰，也是對國資監管機構的革命。

  由于根據《公司法》和《企業國有資產管理法》，國資監管機構最終需要轉變政府特殊機構性質而立足于股東（會）角色定位，同時國有企業最終亦需要完善法人治理結構以健全規范董事會制度，因而，雖然上述種種關系的現實存在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從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關于世界各國國有企業公司治理最佳實踐和我國深化推進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要求看，這種國資監管機構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終將被打造成為純粹的公司股東（會）與董事會之間的關系。這，筆者認為，也許才是我國國企改革長期而久遠的奮斗目標，也許才是當前國企董事會建設所真正追求的改革目標。

  正因如此，國有企業搞真正的董事會建設，特別是要搞中國特色的董事會建設，又絕非一件易事。它是一項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體制復雜性、管理疑難性和實施挑戰性的系統難題。根據筆者的研究體會，具體地講：

一在政治敏感性方面。中國國有企業的董事會建設，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企業的董事會建設。它涉及到黨管干部原則和黨委發揮治理核心作用、黨組發揮政治領導核心作用在企業如何堅持、如何體現、如何融合的問題，以及公司法與黨章的關系定位等問題。

  二在體制復雜性方面。中國國有企業的董事會建設，也絕不是任何一家國有企業自身所能為之的事，它既涉及到政府同級黨委、政府及其國資委的主體角色界定和職能關系劃分問題，又涉及到政府與其國資委等主體間相互關系的設定問題，更涉及到國家包括所有系統國資（不僅僅國資委系統）在內的國資管理體制的架構問題。

  三在管理疑難性方面。雖然《公司法》、《企業國有資產管理法》、《企業國有資產暫行管理條列》和《中國共產黨黨章》等都為國有企業建立法人治理結構、建設規范董事會提供了“空間”，但因其過于寬泛、過于原則、過于法條，而使得企業在經營管理上往往無從下手。黨委（組）書記、法定代表人，在企業管理上究竟是何崗位、崗位職責如何描述？干部與人才如何界定、怎樣管理、管理什么？企業各級黨組織有無權責界定？外部董事如何選、育、用、留，董事會如何有效評估？等等問題無不增添了企業管理上的疑難與困惑。

  四在實施挑戰性方面。企業如何區分黨管干部權與經理層人力資源管理與開發權，如何處理黨組重大問題決策權與董事會重大事項決策權，如何對待董事會對經理層人事任免“法理上”的實體權和“行政上”的程序權，董事會建設如何確保董事會真正擁有經理的“聘任、考核和薪酬分配權，以及如何調動國有企業董事會和經理層的積極性、能動性等問題，皆面臨實施或操作困境。

總之，筆者以為，當前正值“十二五”開局之年，理性再思考當前國企董事會建設之改革目標與現實難題，將具有啟航向、明思路之重要作用和深遠意義。